党史学习教育
延安时期党怎样推进廉政建设
延安时期,我们党着眼于局部执政的实践要求,为预防糜烂侵蚀党的康健肌体、牢靠党的执政清静,把廉政建设摆在主要位置,接纳一系枚行动,开创了一条适合其时需要的廉政建设蹊径并取得卓越效果。
把头脑教育摆在首位
增强理想信心教育。针对其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泛起了革命信心不坚定等问题,毛泽东申饬全党要避免“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蓬勃酒色逸乐的引诱”。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党员要有“繁华不可淫,贫贱不可移,威武不可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信心教育的招呼。随后,还指导党中央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制度,要谴责党通过整风运动等多种形式认真抓好信仰信心教育。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坚定的理想信心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张闻天对此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关于我们的需要正如空气之对人一样”。以是,这一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等干部学校都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主要课程内容。
开展群众看法教育。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基础支持实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再招呼全党必需明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教育宽大党员干部要熟悉到“岂论职位崎岖,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欠好的工具舍不得丢掉呢?”事实证实,扎实的群众看法教育,亲近了党员干部同农村、工厂等一线群众的联系。好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党员干部一直深入生产一线,与群众一起事情,真正实现了“自己下手,人给家足”。在“赵占魁运动”中,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工厂,亲自加入生产,使产量大为提高,生产本钱一直降低。在党员干部的感召下,一些学校的青年纷纷来到农村、工厂等与群众最近的下层一线去事情。
注重规则制度建设
执律例章能以刚性强制约束的方法为廉政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因此,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增强头脑教育的同时,起劲推动规则制度建设。
制订具有宪法性子的纲要性文件。好比,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聚会,通过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性子的执法文件《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纲要领》,提出“根除贪官污吏,建设清廉政府”。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清廉政府的施政纲要。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划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等。它们虽然各有着重,可是都将“厉行清廉政治,重办公务职员之贪污行为”作为主要内容。事实证实,这些纲要性文件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包管。
制订预防惩办糜烂的专门性规则。严肃惩办糜烂是廉政建设的最直接行动。在残酷的革命斗争情形中,我们党逐渐熟悉到廉政建设不可仅靠头脑教育,还需要重办糜烂。为此,延安时期党建设了不少惩办糜烂的专门性规则。至今广为引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办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办贪污条例(草案)》,就是这一时期重办糜烂的规则规范。它们虽以预防贪污犯法为主,可是涵盖规模较为普遍,直接增进了其时的廉政建设。好比,1938年8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办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生意公用物品从中舞弊、偷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对党员干部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
增强多层面多领域监视
监视是廉政建设的有力工具和主要手段。因此,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监视系统建设。
重视群众监视。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视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就是对群众监视的生动阐释。其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提出,各级党员干部要准确看待群众监视,对群众的揭发“必需认真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正处置惩罚,切不可搪塞了事,更不可有左袒政务职员的行为”。
施展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的监视作用。1941年11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划定,参议会有权依法监视和弹劾同级政府及其公务职员,也有权依法监视和弹劾同级司法机关及其事情职员。边区和县两级参议会还设立常驻委员会,主要推行休会时代的监视职能。
施展党政监视。1938年,党中央决议在边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主要施展监视各级党的机关、干部及党员对党的章程执行情形等职责。1945年,党的七大划定,须要时可以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为增强对政府各部分的监视,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审计处和行政监察员公署,以此增进公务职员清廉从政。
严酷执行惩贪奖廉
古往今来,赏罚明确是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推进廉政建设历程中很是注重赏罚明确。
重典治贪。针对少数人以身试法或禁受不住外在诱惑的情形,党明确提出“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好比,1937年10月,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谈恋爱未成,杀戮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经法院审讯,黄克功被判死刑。随后,黄克功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请求念其十年艰辛斗争,留一条性命。对此,毛泽东坚决支持法院讯断并在回信中指出:正由于黄克功差别于一个通俗人,“共产党与红军,关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可不执行较量一样平常平民越发严酷的纪律”。刘振球拿公款购置私人奢侈品甚至与反动分子神秘往来被开除党籍、肖玉璧使用职务之便贪污被依法处以死刑等类似案件,都是延安时期重办糜烂的典范案例。这些强力惩办步伐使党员干部受到了极大震慑,廉政效果显着提高。
以奖促廉。党在加大惩办糜烂力度的同时,还强调对勤政爱民、清廉奉公等勤政行为的褒奖。好比,《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励暂行条例》提出“提升、记功(记大功或记功)、给予奖章奖状等、书面奖励(传令夸奖、通令夸奖、登报夸奖)、物质奖励、口头奖励(当众宣传等)”六种奖励方法,并在一样平常事情中对廉政典范举行奖励。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6年内,受到奖励者就达6000多人。
俸以养廉。好比,《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划定,对公务职员实验周全供应制,发给知足自己及其眷属基本生涯需要的物资及须要津贴。事实证实,这在很洪流平上阻止了钻营禄位、谋取特权等贪污侵蚀行为。
作者:陈朋
泉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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